君正集团（601216）8月27日披露2025年半年度报告，其中披露“联营企业”信息再度将天弘基金推到舆论前台。报告显示，天弘基金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.8亿元通配资，净利润9.17亿元。在市场环境充满波动的背景下，这样的财务表现延续了公司的稳健。
但更具冲击力的是利润背后的分红。半年报显示，君正集团在上半年获得天弘基金1.25亿元分红，而前总经理郭树强，即便已被有关部门带走、从公众视野消失两年，依然凭借持股获得2000万元分红，累计获得分红更是超过2亿元。与此同时，普通持有人面对的却是余额宝七日年化收益率常年处于行业底部、权益类产品大幅分化的现实，“公司盈利、股东大笔分红、基民无感”的剪刀差，再次凸显出这家基金公司最突出的结构性矛盾。
盈利确定，投资者回报不确定
天弘基金的半年报数据仍属亮眼，27.8亿元的营业收入和9.17亿元净利润使其在65家基金公司中排名第7，但也是前7名中唯一一家净利润较2024年上半年出现下降的公司。对比同行，净利润前三名分别为易方达、工银瑞信基金和南方基金，上半年的净利润分别为18.8亿元、17.5亿元和11.9亿元。天弘基金凭借天弘余额宝货币（000198）庞大的体量，获得了稳健的管理费收入，也为股东带来了可观的分红回报。
然而，当镜头切换到投资者端时，画面却大为不同。Choice数据显示，2025年上半年天弘基金旗下相关基金（仅统计债券型、股票型、混合型、货币型）合计利润仅95.8亿元，远低于南方基金的273.6亿元，也落后于富国基金的329.8亿元。换句话说，虽然天弘以管理规模位居行业第五，但为投资者赚到的钱，却远落后于同体量竞争对手。
余额宝的表现更能凸显这种落差。作为中国最大规模的货币基金产品，它的存在一度改变了全民理财习惯。但进入利率下行周期后，余额宝的7日年化收益率持续探底。截至2025年6月30日，在36只规模超千亿的货币基金中，天弘余额宝货币以7923亿元的规模居于首位，但从上半年7日年化收益均值来看，余额宝的7日年化收益率以1.3056%排名行业中下游；年初至8月末的7日年化收益均值维度来看，余额宝以1.2486%的均值排名倒数第8位。在全行业横向对比中，余额宝几乎长期处于底部区间。投资者在余额宝中获取的收益不断减少，其留存逻辑更多依赖于支付场景和便捷性，而非收益本身。
与之相比，公司层面利润依然稳健。分红的确定性与投资者收益的不确定性，正是天弘基金当下最突出的结构性矛盾。
郭树强“隐身两年”通配资，2000万分红照常
如果说君正集团的分红是大股东应得的“账面回报”，那么郭树强的2000万元，则足以把公众的关注重新拉回到这位前总经理身上。
郭树强在公募基金行业从业超20年，早年就职于华夏基金，后转至天弘基金，并于2011年出任总经理。在任职期间，他主导推动了余额宝与天弘货币基金的合作，使天弘基金一度从一家中小型基金公司跃升为行业龙头。此后，郭树强长期担任公司核心管理者，也是天弘基金治理架构中最具影响力的个人之一。
根据企查查信息，郭树强通过天瑞博丰与天阜恒基间接持有天弘基金约2.5%的股权。凭借这一安排，郭树强就成为天弘基金最大的个人股东，也是少数能直接从公司现金分红中获得可观收益的管理层成员之一。君正集团半年报披露，公司上半年从持股15.6%的天弘基金获得分红1.25亿元，按比例计算，同期郭树强可获得分红2003万元。
这种“缺席管理仍能分红”的现象，与郭树强的现实处境形成鲜明反差。2023年7月，他被有关部门带走协助调查，此后几乎彻底消失在公众视野。多家媒体曾援引消息称，相关事由或与其在华夏基金任职期间涉及的“老鼠仓”旧案有关。
该案早在2014年起就被陆续查处，涉及多名基金经理和相关账户操作，累计交易规模巨大。2017年前后，已有涉案人员因“趋同交易”被判刑，其中部分人被处以多年有期徒刑和罚没款。相比之下，郭树强直到2023年才被带走，时间差引发了外界的普遍疑问，但至今仍未有官方消息。值得一提的是，2024年8月，天瑞博丰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从郭树强变更为崔德广。
不过，从法律逻辑看，司法与股东分红权并非同一领域。只要股权仍在，且未受到司法限制，分红权就不会因个人职务或状态的变化而消失。这也是郭树强在“销声匿迹”的状态下，依然能够领取2003万元分红的制度基础。
这组数字不仅折射出天弘利润的分配逻辑，也再次放大了“隐身股东照样分红、普通基民收益有限”的对照。
员工持股平台累计分红近9.6亿元，郭树强一人拿走2亿元
天弘基金的员工持股平台，是理解管理层分红的重要背景。《财中社》梳理发现，2014年，天弘基金在引入阿里巴巴（后为蚂蚁集团）的同时启动增资扩股，成为首家尝试实施高管和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募基金公司。当时，蚂蚁集团认购了2.623亿元注册资本，对价11.8亿元，成本约为每1元注册资本4.5元；内蒙君正认购1542.9万元注册资本，支付对价6943万元，成本亦在同一水平。相比之下，管理层及员工合计持有11%的股权，认缴成本则在2.42元至4.32元不等，明显低于机构股东。
工商资料显示，员工持股通过四个合伙平台实现，穿透后共有184名自然人参与。其中，郭树强合并认缴出资4200万元，持有公司2.42%股份，成为天弘基金最大的个人股东；副总经理周晓明认缴2200万元，持股1.75%；2017年，郭树强在天瑞博丰平台中的份额从51.92%提升至54.16%，周晓明在天聚宸兴平台中的份额也从49.69%提升至51%，进一步增加了穿透权益。
十年间，员工持股平台的分红回报已相当可观。《财中社》统计的数据显示，天弘基金四个员工持股平台累计分红近9.6亿元……其中郭树强累计获得分红达20173万元，仅2025年上半年便有2003万元入账，而这仅为分红金额，若按照可分得利润计算，该金额则高达48714万元。
此外，副总经理周晓明持股1.85%，累计分红近1.4亿元；天弘基金副总经理陈钢1.25%的持股已带来超过9000万元的分红，原研究总监陆鹏1%股份对应的分红接近8000万元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除了公司高管，基金经理也参与持股——任职天弘余额宝货币基金经理超10年的王登峰，累计分红亦达到约1791万元。
天弘基金的半年报既揭示了公司层面的盈利与分红确定性，也凸显了投资者端的不确定性。股东层面，分红稳定兑现；个人股东即便不再现身，也能凭股权拿到可观回报；而普通持有人，则要面对余额宝收益下行、权益类产品分化的现实。
这种错位，已成为公募基金行业的普遍难题。天弘基金的案例只是一个缩影：在分红机制与持有人收益之间，是否存在更好的激励一致性设计？在低利率与权益波动的市场环境中，基金公司如何让“管理人赚到的钱”更大程度地体现在“基民的账上”？这些问题，将在2025年下半年的市场考验中继续发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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